邓玉娇录音笔事件，什么事录音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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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隐姓埋名只为安静活着

　　邓玉娇，一名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城女服务员。因为去年5月“刺死官员案”，轰动全国而被网民们称为“2009年中国第一烈女”。
　　一年过去了，目前的邓玉娇可安好？此事在当地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连日来，时代周报记者前往恩施，对这一曾经轰动全国的事件进行了一次回访。
　　2009年5月10日，邓玉娇案发。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之下，邓玉娇最终被认定防卫过当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邓玉娇慢慢淡出公众视线。
　　但10个月后，邓玉娇因两会期间的“录音笔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从案发至今已有一年。在这一个轮回的春夏秋冬中，邓玉娇的个人生活到底怎样？该事件对恩施当地的社会生态有哪些影响和改变？
　　邓玉娇认为她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她需要这种安静的生活。
　　困扰邓玉娇多年的失眠现在好多了，为此，恩施电视台专门购买了跑步机，这对她治疗失眠的帮助很大，她正准备去学驾驶。
　　现在，邓玉娇最需要面对的就是孤独。没人敢跟她讲话，她一个人独来独往。
　　事实上，邓玉娇案至今了犹未了。在恩施州，该案至今阴云未散，是当地官员不敢触碰的禁区，谈之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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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张姓女孩

　　5月的初夏，正是湖北恩施的多雨时节，被雨后高山云雾笼罩着的山城恩施，一切都显得那么模糊和吊诡。

　　邓玉娇来到这里已经一年，她现在对外已不使用“邓玉娇”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称她“小张”。

　　电视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从来就没有邓玉娇这么一个人。

　　邓俨然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她的一名同事称：“听说小张经常到健身房馆去，每次都是一个人。”

　　为能见到邓玉娇，时代周报记者多处打听，但始终未能如愿。

　　几经辗转，时代周报记者18日到野三关后才联系上邓玉娇，她和记者交流时声音低缓，言语间不时流露出戒备之意。简短几句，就能明显感到她是个忧郁而腼腆的人。

　　但邓玉娇也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直接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但回答时，她却要思考几分钟后才能作答，而且非常简短。显然，她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

　　邓玉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只是想安静地生活，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们的关心，让我无法摆脱那些让我难受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对这位1987年出生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残酷的噩梦。邓玉娇希望能忘掉过去的一切，她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的生活。

　　邓玉娇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挺好的，精神状况和工作都很好，我会努力工作，不让关心我的人们失望。”

　　就在16日下午，邓玉娇穿一套kappa牌黑色运动服和白色运动鞋走在恩施州委幼儿园对面的街上，她的头发挽到脑后，显得特别清爽，在街上边走边看。

　　走到一家商店门口，她随便瞄几眼就离开了。她仿佛没有任何购物的目标，也不是要买东西，就是随便逛逛，一个女孩子常见的那种逛街爱好。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邓玉娇”三字，似乎已成为一个逐渐被人淡忘的符号。

　　“邓玉娇被安置以后，外界就很难得跟她接触了。”恩施州广播电视局一官员直言不讳：“严格地说，已经没邓玉娇这个人了。”

　　就连同事也认为邓玉娇并没有跟他们亲口承认过她就是邓玉娇，他们也只能说每天身边生活着一个和邓玉娇长得很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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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里的孤独背影

　　在恩施人眼里，邓玉娇能进入恩施州电视台工作，完全是因祸得福。

　　一位当地人说：“这是个好单位，能在这里工作的人，大都有点关系或后台。”

　　在恩施州委斜对门的恩施电视台，就是邓玉娇上班的地方。从去年7月至今，她已经在恩施电视台的舞阳微波站工作10个月了。

　　邓玉娇每天早晨从恩施州委大院走到马路对面的恩施电视台上班，下班后再走回恩施州委大院的住处。

　　眼前的生活和工作她已习以为常，邓玉娇每天都基本过着从宿舍到单位的两点一线式生活。

　　邓玉娇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她对目前的工作表示满意：“我现在工作很顺心，我会记住和感谢关心我的每一个人。”

　　邓玉娇在18日晚上加夜班。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这里人人平等，大家都会加夜班的。我今晚加夜班，明天白天就可以休息。”

　　知情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电视台里邓玉娇拿的是省级财政工资，与微波站签了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说，邓玉娇后顾无忧，只要愿意可以在此干到退休为止。

　　记者了解到，恩施电视台的职工分为在编和聘用两种，只有在编职工才能拿财政工资享受规定的福利，而聘用的职工就不能享有这些待遇。

　　时代周报获悉，邓玉娇当前的这份工作，主要来自湖北省的意愿，一位知情者披露说：“恩施州当地政府当时并没有这个想法，是更高层领导的意见。”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局，政府对邓玉娇的这种安置，在恩施坊间也获得了普通民众的认同。

　　谈及邓玉娇，恩施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怎么说她都是受害者。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她过得好。”

　　邓玉娇还告诉记者：“电视台的工作很顺心，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来之不易，我这一生，终究还得靠我自己努力。毕竟大家帮得了我一时，帮不了我一世。”

　　她言辞诚恳，但充满沧桑。

　　现在，邓玉娇最需要面对的就是—孤独。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不敢跟邓玉娇讲话。加之她以往的朋友都不在身边，邓玉娇很难找人说知心话。在同事眼中，她就是默默地，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

　　“如同拉了一张网，她的交际圈子太窄了。”邓玉娇的一位同事说，“她时常沉默，能感觉到她很孤独。”

　　邓玉娇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活开玩笑。”

　　这位朋友认为： “邓玉娇只有离开这个地方，才能真正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邓玉娇今年已经23岁了。他担心邓玉娇在恩施很难解决婚恋问题：“离开恩施也许能好一些，这很现实。”

　　记者了解到，邓玉娇近期正准备学驾驶，电视台决定在今年9月送她到武汉读中专，弥补电视台工作上的专业知识。

　　邓玉娇的失眠比以往好多了，为此，电视台专门为她购买了跑步机，这对她治疗失眠的帮助很大。

　　“她的失眠症基本好了，人比以前鲜活多了。”她的一位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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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幕后

　　“邓玉娇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最终还要归功于网络的影响力。”恩施本地媒体的一名记者表示。

　　诚然，邓玉娇得以保全清白的同时又免却牢狱之苦，不仅得益于当时她手中那把刀这一“硬件”，更得益于网民的舌头这一“软件”。

　　“如果没有网友、媒体的帮助，也不会有邓玉娇的今天。”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当时就认为网络对整个事件所起的作用巨大。

　　“媒体对邓玉娇事件及时的报道，网络的强力扩散，是地方政府反应迅速的原因之一。”上述记者称，“至少这件事情，是因为网络的传播才引起高层的关注，不管是从恩施州还是到省里。”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去年5月19日，正在重庆出差的湖北省委一位领导高度关注邓玉娇案，他在登机返鄂前就电令湖北省政法委汇报该案情况，并要求在他下飞机时，就能看到邓玉娇案的全部材料。

　　就在湖北省委过问之后，湖北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尚武在去年5月20日亲自率团抵达巴东坐镇调查，而恩施州公安局也直接介入办案，就此该案发生逆转。

　　“那几天，路似乎变窄了，常堵车。”野三关镇的一位麻木司机回忆：“镇上来往的车辆明显多了起来，还有到雄风宾馆的人也很多。”

　　“各级官员在一天内进出镇政府大门的次数非常频繁。”在野三关镇一个名叫“喝二两”的小酒馆里，一位食客向时代周报记者这样形容地方政府因邓玉娇案反应的迅速。

　　邓玉娇、官员、网民，迅速通过网络形成了互动。网民们的舆论形成了强大话语声势，在帮助邓玉娇的同时，却也给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压力。

　　但值得肯定的是，湖北网宣部门在网络舆论中顺势而为，根据省领导指示真诚认真面对，直到该事件被以最快速度平息。

　　时代周报记者获知，湖北省委宣传部一副部长在某次内部会议的讲话中透露，仅当时参与讨论“邓玉娇案”的QQ群，就有近三万个之多。

　　这对湖北的新闻应急管理和网络舆论引导取得新成效，湖北网宣部门在邓玉娇案等突发事件新闻的应急工作中，因表现突出获得嘉许。

　　一位官员表示：邓玉娇案件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就是如何正确面对突发事件和处理突发事件。

　　他评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政府部门只要拿出诚意真诚面对，就能很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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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并未散去

　　邓玉娇事件严重冲击了巴东官场，而野三关镇政府首当其冲承担责任：镇派出所所长谭静被免职，调往巴东县公安局任一名普通民警；镇党委书记谭昱调往巴东县政协；镇纪委书记凃启东调往水布垭镇当宣传委员。

　　就连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也为“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埋单，他被免职后调离巴东进了恩施州人大。

　　尽管巴东相当多的政界人士认为，杨立勇当初通报案情、接受媒体采访并没有错。但这名巴东唯一法律专业毕业的公安局长，以后能否东山再起就是个未知数了。

　　地方政府因邓玉娇事件付出巨大行政代价的同时，当地舆论环境也同样遭受批评。

　　巴东官方当时关闭言论渠道的阴影，不仅让当地官员对邓玉娇事件噤若寒蝉，这种效应也传染到了恩施州。

　　虽然事情已过去一年，但邓玉娇事件仍然是当地政府官员们不敢去触碰的禁区。

　　恩施州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想采访邓玉娇，除非她自己愿意说。没有州里领导同意，其他人不会跟你多说什么。”

　　时代周报记者在恩施接触过几位熟悉邓玉娇的官员、记者，他们都以不方便透露或不知情为由，基本不愿谈论“邓玉娇”三个字。

　　记者了解，为应对邓玉娇事件，花去了2009年巴东县政府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花这样的钱是小事”，巴东县的官员们更担心引起其他事故。

　　直到目前，当地政府对邓玉娇高度紧张的神经仍未放松。

　　记者了解到，当时政府除答应为邓玉娇安排工作外，还承诺给她父母解决一个客运线路营运证，以保障邓玉娇全家的生计问题。

　　“但是现在他们耍赖。”邓玉娇的上述朋友称，“当初政府的有些承诺现在并没兑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诸如解决客运线路营运证这类的空头支票，“让邓玉娇和她的家人觉得无助。”他表示，“这是政府的伤疤，他们当然不愿意揭了。”

　　从野三关镇到巴东县乃至恩施州，不仅是下面的官员不敢公开谈论邓玉娇。即便是恩施州的高层，也同样觉得不合时宜。

　　5月21日下午，记者两次拨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杨天然的手机，第一次通话持续30秒，但始终未听到对方讲话。

　　8分钟后再次通话，杨天然闻听是采访关于邓玉娇的事情，他说了一句话：“瞎搞吧，你这个时候，还问我这个做什么？”随即挂断电话。

　　倒闭的雄风宾馆

　　一年前震惊全国的邓玉娇事件，就发生在巴东县野三关的雄风宾馆。

　　因为这起命案，雄风宾馆声名大噪。这起命案改变了农村姑娘邓玉娇的生活轨迹，也结束了雄风宾馆“雄风”的命运。

　　5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这个传说中的是非之地。该宾馆地处鄂西山原的野三关，雨水过后，被笼罩在群山环抱的云雾之中。

　　除雄风宾馆外，野三关镇依然“开市照常”，镇上往来的人群和车辆交织在雨中。似乎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都是那么从容。

　　而在该镇家喻户晓的雄风宾馆，早已衰败不堪。红色的墙壁已被“湖北三峡酒业”的巨幅广告牌遮盖，一长排房子只留了两个小门。

　　一个蓬头垢面的乞讨者在雨中走过宾馆门口，他张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让人不觉顿生悲凉之感。

　　“雄风宾馆是野三关最大的娱乐城，有餐饮、洗浴、住宿、美容等项目，生意特好。”提及雄风宾馆，附近的居民们仍然不忘美言一番，昔日的繁华对照今日的沉寂让人感怀。

　　居民们说，雄风宾馆就是在邓玉娇案期间关门的。至于关门的原因，他们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是被迫关门，老板怎么舍得自己关门呢？”

　　“死过人，这里就是凶宅，不适合住人，要犯忌的。”

　　居民们的议论，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对于一年前的往事，他们谈起来仍然津津乐道。

　　其实，雄风宾馆的老板赵雄在邓玉娇事件期间亦被刑拘，后来患病取保候审。

　　住在湖北三峡酒业公司后面的一位居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雄风宾馆的房子是酒厂的。赵雄以前资助过学生读书，听说他人还行。”

　　“邓玉娇是野三关的人，即便她现在隐姓埋名了，我们也知道。” 居民们谈到邓玉娇时，显得非常亲切，就像谈自己的一个亲戚或朋友。

　　居民们还说：“很多外地人都来看这个宾馆，就连有些领导路过野三关，也会下车瞧瞧雄风宾馆，当时都成野三关的景点了。”

　　至于雄风宾馆这座房子，当地人认为被拆掉才是其最终的命运。

　　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凶宅不适合住人，更不适合做生意。（记者 姚海鹰 实习记者 何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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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令人惊诧的，还是今天李省长的澄清。

　　话说，今天我刚上网，就看到QQ新闻弹出一个消息，说李省长接受记者采访，澄清录音笔事件，好奇之下，我就打开来看了一下，——西谚云，好奇心害死猫，此言诚不我欺——李省长的这篇澄清，只恶心的我差点把前天完上吃的干咸菜吐了出来。

　　采访开始，李省长谈录音笔事件起因，称“我请教她‘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她说她是《人民日报》的。我就又问她：‘你是《人民日报》的吗？’她就支支吾吾没再答了。后来我们得知她不是《人民日报》的，是《京华时报》的。不过《京华时报》也没关系，我觉得每个媒体都有采访啊、新闻监督的权利，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就理直气壮地说《京华时报》就好了，没什么问题。”

　　记者为什么说《人民日报》，这个网络上有解释，说这些小的媒体记者出来采访，往往要拉大旗扯虎皮，因为你如果报出小媒体的名字，那些封疆大吏根本不鸟你。何况，《京华日报》本来就是《人民日报》的下属刊物，这记者也不算撒谎。

　　而且，不管这位记者是哪个报纸的，她都是持有采访证的记者，也就是说，不管她说自己是哪儿的，她都有权利进行采访，都有权利对李省长提问。

　　任何脑子里没有贵恙的人，都难以这句话和李省长之失态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

　　紧接着，李省长说：“这个是因为她没有痛快讲（她的单位），可能她觉得自己是《京华时报》的却说是《人民日报》的，不太好吧。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这种混账话也可以从一个省长口中说出来吗？

　　诚如我前面所说，无论这位记者是《京华日报》还是《人民日报》，她都是记者，都有采访证。怎么可能因为没有“痛快”的讲出自己的单位，就抢夺下她的录音笔？你李省长怀疑“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请问，到底是哪个单位让您神经这么高度紧张？

　　这里是两会，在这里您的身份是人民代表，而您面对的这位记者，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初中政治中学过的一样，是您所要对之负责的人，您有什么权力把人家的录音拿去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时必须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要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否则被搜查人有权拒绝搜查。不知道李大人您什么时候加入了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当时您在把记者录音笔“拿过来看看”时，有没有出示搜查证？

　　如果您不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乘人不备，出其不意，公然对财物行使有形力，使他人不及抗拒，而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夺罪。李大人所作所为，几乎与这个规定如合符契。至于“数额较大”，根据司法解释，指的是价值在500元以上。就录音笔来说，价格差别较大，有几十元的，也有几千元的，我不知道那位记者的录音笔价值几何，但想来一个职业记者所使用的录音笔，应该不会是几十元的地摊货吧。——李大人，您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位记者是万恶的境外敌对势力派来专门破坏我们这次胜利团结和谐大会的敌特分子，那也论不到您李省长出手吧。不是说两会安保人员70万吗？只要你打一个报警电话，这70万中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将这敌特分子拿下了，何劳您李大人亲自动手？莫非湖北巡抚还兼任着东西厂督和锦衣卫指挥使不成？

　　说到道歉，李大人称：“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党政工作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媒体也很辛苦，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鞭挞社会的不良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好个不涉及道歉，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这正是死不认错学的精髓所在，李大人可谓得之矣。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李大人是永远不会道歉的，如果面对的不是小记者，而是他的上级领导，我敢和诸位打一个赌，即使不是他的错，李大人也一定会抢着认错的。李大人为什么觉得“不涉及道歉”？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仅仅是一个小记者，是个草民，哦，错了，是个屁民，试问，你们有谁见过一个人向一个屁道歉的？

　　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在录音笔事件中，将得到完美的诠释。前面我说李省长很可能涉嫌抢夺犯罪，那么他会因此而遭到起诉吗？回答“是”的人，肯定是小时候脑袋让驴给踢了，这就叫做“刑不上大夫”。现在大家纷纷要求李大人向该记者道歉，他会道歉吗？回答“是”的人，估计脑袋里也有些进水，这就叫做“礼不下庶人”。——以后谁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被割裂了啥的，我就跟他急。

　　李省长在回答记者关于舆论监督的问题时，声称：“我2004年的时候刚到深圳时就说过，新闻媒体有‘三光’作用。第一，就是要阳光。总理讲，权力要在阳光之下运作，什么东西亮在阳光之下，就一清二楚。第二个是目光，群众的目光，人民的目光，这也是监督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激光。用激光做手术不出血，容易治病，创伤面又小，舆论监督是改正问题、纠正错误的好办法。我当时概括的‘三光’作用就是要高度重视媒体。”

　　多好的话啊，而当我们拿这段话去审查李大人的行为时，又折射出了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无耻。

　　漂亮话人人会说，但是老百姓从来是只看行动的。在这里敬告各位李省长们，“听其言，观其行”绝不是不是仅仅针对台独分子陈水扁的。

　　我这人打字从来都是用拼音，话说就在写这篇帖子的时候，当我打下“李鸿忠”三个字，却跳出来“李鸿章”，使我不由得感慨汉字之神奇，一个拼音输入法，却一下子点破了事情的本质。我不知道李省长和李中堂究竟有没有关系，只是李省长在才具上与李中堂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倒是这官威是犹有过之。

　　所以，我要提醒李省长一句：您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选举出来对人民负责的人民代表，您不是李鸿章那样的封建官僚。现在是21世纪，已经不是老佛爷统治的时代了，现在民智已开，也已经不是封建时代那种可以任意欺骗驱使的愚氓了，希望您能够拿出一个现代政府官员所具有的意识和气度来，不要再用封建官僚的那种颐指气使来对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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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酷ACMP摄像笔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内置存储器的微型数码摄像笔，是世界上最小的微型DVR。它隐藏在钢笔里面，具备摄像、录音、拍照、U盘、手写笔等功能，是现代尖端科技与传统应用的完美结合。
　　产品小巧精致且隐蔽性高，不仅易于携带，而且使用操作简便，是商务、生活、媒体、司法、教育、旅游、医疗、安防等应用领域的必备实用工具，一经推出，即受到广大行业和个人用户的青睐。

　　雅酷ACMP摄像笔支持摄像录音同步，其配备的进口高清镜头像素达30万~200万，镜头直径仅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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