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虚伪与小心眼儿

quxiao1983

一提到朱熹，首先想到的是与他有重要关系的诸多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他设坛讲学，争辩论道，多时竟达成百上千人。在今天看来，百家讲坛上的专家学者也望尘莫及。但是最近在一篇杂志《休闲读品•天下》中，一作者讲述了朱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虚伪与小心眼儿，让我对这个流芳千古的大学者刮目相看。

   1182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相当于中央派往浙江省的财政特派员），到了浙江，视查衢州和婺州时，陈亮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两人盘桓了十数日，交流得较深入。这次会面，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的一腔热情，两个人因之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两个人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这场论战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用今天的哲学术语说，就是功利主义与道德中心主义的论战。朱熹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道德中心论者，他认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完全出于公正的道德标准，不能出于满足个人目的的私欲。为此，他杜撰的完美的圣贤形象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三王，认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陈亮则认为，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至于这个成功者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事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他觉得尧、舜、禹的故事全是传说，谁知道真人是怎么回事儿，人们真正熟知的汉高祖、唐太宗，才算是真正有德、有功之人了。朱熹则认为像汉高祖、唐太宗这种人，根本算不上有德君子，汉高祖还有一部分为天下考虑的意思，唐太宗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他总结陈亮的思想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且对陈亮的一些放浪荒唐行为有所不满，规劝他要做个“醇儒”。当陈亮因为酒后荒唐入狱时，朱熹认为是罪有应得，规劝他应趁此机会改过自新。陈亮对朱熹对他个人荒唐行为的批评还是接受的，不以为忤，但对朱熹的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多次写信与之辩论。他承认在下苦功夫做学问、严格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等方面，自己确实是不如朱熹这类“醇儒”，但在以堂堂正正的态度推崇流芳千古的功业方面，自己是有长处的。（原话是：“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讽刺朱熹学说的实际后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张皮，即嘴里说着忠孝仁爱的“王道”，实际上也只能是打仗杀人的“霸道”，你们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自己的学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陈亮的一位朋友陈傅良对这场争论有个总结，点出了两者思想分歧的实质。他说陈亮的观点是：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陈傅良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只是从逻辑上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大臣们很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所以，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自然，对这个评论，陈亮和朱熹又都不能接受。
    我们之所以说朱熹、陈亮的这场争论更能反映出中国人思想本质上的分歧，是因为双方确实在涉及中国学问的核心观念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做一个贤良有德的君子，一直是中国做学问的人共同认可的一个理想。而陈亮将“有功即有德”作为最高原则，在逻辑上，确实有可能将“道德”完全逐出实际的行为领域，造成“只问后果，不计手段”的反道德主义倾向，说极端些，就没有道德的独立价值了，胜利者就是道德君子，失败者就是卑劣小人。可按朱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要求，事实上是没人能做到的，朱熹本人也找不出实际的例子，只好虚构一个“圣贤”三王故事（这种编造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至少违背了儒家的“诚”“信”原则）。这种争论断然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在本质上，这是人类自身功利天性和道德天性的冲突，二者都不能完全消失，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平衡。
如今已是800多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各自学说的价值了。陈亮的学说更具真理性，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更能激发起人们英勇无畏、奋然进取、开拓务实的精神，而且与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又有相通之处，按清末民初时先进人士的说法，陈亮的学说是堂堂正正的“天理”，而朱熹的学说倒是虚伪的“人欲”了。当然，功利主义学说是可以为某些为个人的不顾公共道德的行为提供开脱和借口，但道德这个东西的确如陆九渊所说的那样，是每个人内心中先天的东西，讲不讲道德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这个东西，而不在于它学习过什么学说。顺便说一下，在关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人，我是赞同陈亮观点的，如果能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朱熹的学说虽然反映了人类道德存在的合理性，但不仅太过极端，而且确实如陆九渊所批评的那样：用“读书”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解决“良心”这类内在的问题，结果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平心而论，朱熹的学说自南宋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对这个民族的衰败和糜烂，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时至今日，种种类似的学说还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尽管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陈亮对朱熹还是始终保持着对一位学术长者的尊重，逢年过寿，总要给朱熹备上一份礼品，以尽心意。相比之下，朱熹对陈亮有些不太客气，陈亮新居落成，请朱熹给题几个字，求了几次，朱熹都没答应。
     其实论起个人品德，朱熹这位道德中心论者，在某些方面要比陈亮这位功利主义者要世故得多。他心眼较偏狭，遇见名气比自己大的学者就要挑一挑别人的毛病。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是挑有用、有地位的人交往。他和吕祖谦、张栻的私人关系最好，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世家子弟，在朝野之中根基深厚，他要借重他们的人脉声望，所以，对这二位的学说没提什么意见。可是，等张栻死了，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又吹毛求疵地提出了张栻学说的几个不是毛病的“毛病”，意图是说张栻的“湖湘之学”不如他的“闽学”，以收编“湖湘学派”的弟子。
     从学理渊源上看，被朱熹称为“离经叛道”的陈亮倒是更接近正宗的儒家思想，他把孔子、孟子提倡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并追求适度的个人享受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而号称“醇儒”的朱熹却是真正远离孔子、孟子的精神，他实际上是用了佛家的禁欲主义改造了儒学，所以，后人称朱熹的儒学为“新儒学”。孔孟的积极入世、进取事功、个人享乐的正宗儒家哲学，被朱熹改造成抑制个人欲望、追求忠孝、仁爱等难以实施的道德教条。后世的皇帝正是看上了朱子学说的这一点才将其定为官方哲学的，道理很简单：大臣们都“存天理，灭人欲”了，皇帝的位置也就安稳了。

（文章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文章《男儿有梦心如铁》，2010年三、四月合刊，转载请注明出处）

quxiao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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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多wyf

很有深度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