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 三百万川军血洒抗战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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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抗战 三百万川军血洒抗战一线

在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建制川军请缨出川。本人特地原文奉上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供读者了解一段历史。常年在前线对日作战的川军共有六个集团军（共十个军，约二十万人）。他们在正面战场中参加了从上海会战开始的几乎全国的各大会战，作战的范围分布在上海、江苏、淅江、山西、山东、安徵、河南、湖北、江西、湖南，还有广西、贵州和河北。

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此行决心为国雪耻

八年的战争，建制川军中，有七位将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包括因阵亡而追赠者），总计官兵伤亡约六十万人，各部的官兵因伤亡换了几茬，出现了无数的可歌可泣、慷慨激昂、悲壮英烈、令人热血沸腾。

川军抗战 三百万川军血洒抗战一线

谨以此书向
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六十万川军将士和
三百五十万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巴蜀子弟以及
所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和牺牲的人们
表达作者的敬意
抗日战争中的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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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允中 著
上篇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
引子 一九三六年震惊中外的成都蓉案
（1） 日本政府要来成都设领事馆
（2） 重庆成都燃起反日怒火
（3） 日本特务二伤二死，暴尸街头
（4） 桌子上的抗日战争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
（1） 委员长向何应钦面授川康整军会议要点
（2） 顾祝同手里握着一条杀手锏
（3） 川康整军会议上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
第二章 抗战初期的川军
（1） 卢沟桥燃起烽火
（2） 刘湘出席南京国防联席会议
（3） 川军成都誓师
（4） 刘雨卿二十六师血战上海大场
（5） 杨森二十军激战上海蕴藻滨
（6） 邓、孙部二十二集团军失利晋东娘子关
（7） 刘湘二十三集团军在南京保卫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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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刘湘之死
（1） 在昏迷中被被劫持到汉口
（2） 刘湘在万国医院落入戴笠的手中
（3） 刘湘还要为四川做几件有利的事
（4） 营救刘湘的“反攻芜湖”作战
（5） 在万国医院最后的日子里
（6） 刘湘之死
第四章 二十二集团军在台儿庄大战中
（1） 二十二集团军在洪洞整训遇到八路军
（2） 韩复榘丢了山东，二十二集团军东调鲁南
（3） 滕县外围游击战
（4） 一二五师三攻两下店
（5） 气壮山河的悲壮之役——滕县保卫战
第五章 李家钰四十七军转战晋南
（1） 四十七军守备战略要地长治七县
（2） 李宗昉一七八师激战东阳关
（3） 李克源三一二旅喋血长治城
（4） 李家钰中条山整军
（5） 四十七军晋南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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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武汉会战中的川军
（1） 杨森二十军守备安庆
（2） 刘雨卿二十六师战湖口
（3） 长江北岸王赞绪二十九集团军的拉锯战
（4） 长江南岸王陵基三十集团军在赣北
（5） 二十二集团军在信罗战役中
（6） 独立三十五旅撤守半壁山，
二十九集团军转进鄂西北
（7） 长江岸边的二十三集团军
下篇（一九三九——一九四五）
第七章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和局部反攻
（1）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2） 日军发动南昌作战，我九战区反攻南昌
（3） 五战区第一次随枣会战
（4） 二十三集团军反攻贵池
（5） 二十二集团军随县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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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川军在相持战场
（1）五战区的宜枣会战
（2）九战区的长沙保卫战
（3）二十三集团军在皖、浙、赣
（4）淅赣会战中的川军
（5）二十九集团军在湘赣
（6）二十二集团军在鄂西会战中
（7）范绍增八十八军在浙江
第九章 抗日战争中川军各部最后之战
（1） 二十二集团军鄂西北老河口保卫战
（2） 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捐躯豫西秦家坡
（3） 杨森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4） 王泽浚四十四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5） 王陵基三十集团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6） 范绍增八十八军解放淅江丽水、攻占温州
（7） 二十六师和二十三集团军江西衢州之战
（8） 二十八集团军守卫川北大巴山
结束语 八年抗战我们要反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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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政府要来成都设领事馆二,刘湘黑白两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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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成都引爆开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每天都是这样，火红的太阳像被钉子钉在天上一样，一动也不动，火辣辣地烤在川西坝子上，愈发使这里的天气更加闷热，热得来就像被蒸在蒸笼里一样。走在道躲在树阴下或屋檐下，可是躲在那里也是照样的热。这成都市的人，此时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样，就像有一团无名大火，闷在心头，就要爆发开来。就在这些日子，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市民头顶爆开：日本政府要来成都开设领事馆！
这新闻犹如火上浇油，使这团大火猛烈地燃烧开来。
那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素来处于封闭状态，一向远离中国政治旋涡中心的成都爆发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成都市民不甘心忍受日本人的挑衅，群起痛打日本特务。这一事件史称蓉案，又因为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在成都市骡马市街的大川饭店，所以又称大川饭店事件。
当时，有四名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会员穿着西装、载着礼帽，乔装成记者、商人，实际上受日本驻华使馆指派，假借游历之名，混入我四川省省会成都，住进了位于成都市中心地段的骡马市街大川饭店，企图在我国抗日大后方进行特务活动，刺探我军政情报，为日本政府在成都市设立领事馆打前站。他们的行径被四川省爱国军民发觉后，全省全市爆发出声势浩大的反日大集会、大游行。群情激愤的成都市民围住这几个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高呼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冲进他们的住宿之处，一顿乱拳棍棒，四名日本人中，二人当场毙命，横尸街头；另外二人被打得半死，要不是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抢护得快，也是命归神社。
长期闭关自守、安于现状、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信条的成都市民，在咄咄进逼的日本人面前，不畏强暴，出重拳，痛打日本特务分子，造成震惊中外的中日外交大事件。此事如平地爆出一声惊雷，一石激起千重浪，让国人和世界着实地大吃了一惊，也让全省军民拍手叫好、出了一口恶气，饱尝一次多年未曾有过的人心大快。
事情的经过还得从头说起。
当年六月初，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来电通知四川省政府，说日本外务省决定要在成都“恢复”它的领事馆了。
原来早在一九一八年，日本外交部欺侮我国软弱无力，根本没有将北京国民政府当成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政府看待，竟自行其事，未经我政府同意，擅自非法在成都市租下了金河街四十四号的一套房子，开设过所谓的“办事处”。后来见我有关当局无人问津，又换成了“领事馆”的牌子，作为开展各种特务活动，绘制我交通要隘地图，刺探我后方情报的据点。时至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在我国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危亡之风吹进天府之国，成都民众怒不可遏，经常来这个“领事馆”前聚众抗议，白天则挥拳呼口号吐口水，夜间则甩石子打窗户泼尿水，情况愈演愈烈。闹得这个“领事馆”里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人被迫自动收摊，打起铺盖卷歇业走人。
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政府自认为在“满洲国”的招牌下殖民我国东北己成定局，为进一步地蚕食内蒙和华北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又将黑手再度伸入大后方，卷土重来了。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是成都人张群，他对日本人的这个无礼要求持强硬态度，采取了先拖后拒绝的办法对付日本人。为了不让日本人有机可乘，外交部同四川省政府频频电商。
二月二十一日，张群再致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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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秘书长来过电话，说是外交部又有电报来如何如何，并称此事非同小可，得亲来安仁镇秉告。刚想来这里，外边的卫士己经在传报：“邓秘书长到。”随着喊声，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己经一阵风似的跨了进来。刚一坐下，来不及多作寒喧，从黑色的公文皮包里拿出电报纸，一边递给刘湘，一边说：“甫公，来者不善呀！”
刘湘字甫澄，其刘氏集团里的人，武官多称呼他为甫帅；文官则称甫公。
刘湘拿起这份电报，心中暗叫：“张岳军呀，张岳军，你又在帮老蒋给我下套子了。”刘湘所指的张岳军即张群，四川成都市华阳县人，清末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及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均与蒋介石同学，且交往甚密，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刘湘把这份电报再看了一下，皱了皱眉头，转过头来两眼望着邓汉祥。
邓汉祥当即提起笔来起草向外交部的复电，严辞表示拒绝。电报称，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又没有任何条约可作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依据。且自东北沦陷后，川人仇日情绪，日益强烈，况前车之鉴，尚言犹在耳。四川省政府决不允许日本人来成都设立领事馆，请外交部慎重考虑，免生事端。要外交部把四川省政府的态度明确告知日方。
二月二十五日，外交部复电刘湘：
事情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七月，外交部又来电称，日本政府已委派了一个叫岩井英一的人为驻蓉领事，要擅自来蓉设领。到了八月初，刘湘派在南京的秘密情报人员却传来消息，说外交部虽然就此事拖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己经暗中允诺日本人在成都开设“领事馆”了。日本外务省甚至指派了驻成都的“领事”。这个“领事”叫岩井英一，还带了十一个人，其中包括军官、特务等，准备从上海乘日轮“云阳丸”先期到达重庆。到了重庆之后，便要择日起程，进驻成都，在成都市的上空升起太阳旗，张罗开馆了。
二情报口径一致。刘湘连忙召来心腹幕僚共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背景复杂，既是一个国际问题，又是一个国内问题。事情牵连到日、蒋、川三个方面，我们要造出一个声势狠狠地教训日本人，不要它再来川内寻衅；同时又要不留把柄，不让中央找到插手四川事务的借口。深谋远虑的邓汉祥还提出，还要预先留下回旋空间，想法暗中调动中央在四川的机构参与此次行动，让他们为这次行动起到打掩护的作用，以便在和日本人发生纠纷后脱手。
二,刘湘准备黑白两手应对
大家商定，除了动用明的一面外，还有暗的一手，双管齐下。明的一面由邓汉祥负责，出面调度省政府所属各局各委各校，掌握鼓动各种火候，借助我四川军民的反日爱国热情，举行各种民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给日本人和中央施加压力。同时又以四川省政府名义急电重庆市政府，令其转告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劝阻岩井英一等暂缓来蓉，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日方自行负责。语气软中带硬，先礼而后兵。
暗的一手由成都市警察局长范崇实来掌握。
这个范崇实是刘湘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四川合江县人，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此人文墨通畅，善于言词，其最大的特点是工于城府，随机应变能力强。曾在重庆市作警察局长时，因抵制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要在重庆进行荷枪实弹的登陆演习。在众目癸癸之下，竟被日本驻重庆领事馆领事糟谷廉二打了一记耳光。但无论日本人怎样威逼利诱，他始终未让日本人在重庆市眩耀武力的行径得逞。为了这桩事，还受到中央的非难，丢掉了重庆市警察局长的位子。
这个“密探队”是刘湘手中的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中的秘密组织，表面上挂名于重庆市警察局，实则单线联系。队中共有十多个人，都是些忠于刘湘的亡命之徒和有志之士，个个敢作敢为，身手骄健，武艺高强。它的任务，是专门对付中央派到四川来的“别动队”、“参谋团”等组织暗中进行倒刘的各种特务活动和日伪汉奸的渗透活动，以巩固刘湘在川的地位。它的行动直接通过“武德励进会”听命于刘湘，外人不得过问，更不能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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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没有碑，没有名号、没有荣誉，只有默默的牺牲和曾经被毁的塑像，却赢得无数的悼念-光荣的川军。

　　最纯洁的部队--一心为民族独立抗击侵略，最纯洁的部队。心无杂念，不求占地盘。相对国共两军，算得上高尚。

　　最单纯的部队--主动请缨，热脸去挨冷屁股。走路出川，没有武器弹药补充，到处受排挤。

　　最勇敢的部队--武器比共党的还差，都是四川土枪，还打阵地战。说起："肉包子打狗"，老泪纵横是川军老人的真实写照。川军伤亡64万余人。

　　川军都是土生土长普通的四川人，喜欢悠闲恬静，而大义面前敢赴死，大多数没有出过川，只为了在危急关头担当起拯救民族的重任。天下已然大乱，武器太差，补给、指挥、任务一遍混乱，一接触即阵亡几千人，才发现为国牺牲原是如此之近。川军拿出了四川人的气概，从山西到湖南，从上海到重庆，8年里无数川军战斗在城市乡村，牺牲在异土他乡。

　　解放后，川军的主要工作是蹬三轮、泥水匠、做小生意，一辈子无人过问。

　　让我们记住他们？



     从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历经二十二年大小四百余战，四川军阀的混战终于有了大体的眉目，“面带三分憨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川军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却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此前的川军也曾参与对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作战，除了惨败、大败，没有更值得外传的战绩。但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抗战初起，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据说当时的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详情请查阅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当时蒋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说称其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对于刘湘的死因，另一种在川内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刘湘在前线吐血不止，不得不回到武汉医治，但随即处于军统特务的监视和软禁之中。刘湘遂与手下设计诈死，图谋躺在棺材中以“灵柩回乡”的名目返回四川再作打算。不料被戴笠识破，戴笠遂将计就计派人将棺材钉死，把刘湘活活闷死在了棺材中。载灵柩的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欢迎会就开成了追悼会。也有说他是在武汉治病时被蒋介石的特务下毒谋害的，各种说法中，“阴谋论”占了上风。  

　　总之，刘湘一死，不仅川内军阀一时群龙无首，已经出川的川军将士更是顿时成了没爹没..孤儿，境遇如草寇一般。九月从川中出来时，十万人都是单衣草鞋，一路向东、向冬，到寒冬之时却没有什么补给，也无人理睬。徒步行军千里，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二十二集团军逆着国民党的溃军，义无反顾地来到第二战区的山西前线，却饱受阎锡山晋绥军的欺压和白眼，连口粮都要自行解决，于是只好四处骚扰，有扰民的、有砸开军械库“自己解决”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趁机向蒋介石告状，说川军是“土匪”，让蒋介石把川军赶回四川，蒋介石也想趁机撤并支解这些川军部队。幸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应堪称杂牌军收容处）收留，向蒋介石的军委会求情，暂缓撤并川军编制，还为川军补充给养，把他们安置下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州会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其中一四五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川军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三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三十六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在转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川军在抗战中以硬战、血战闻名，前后出川三百万兵员，共六十四万余人伤亡，除了英勇顽强外，装备过于简陋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借日军之手图谋消灭川军，因此在抗战之初，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溃退之时，以褴褛之众的川军去一线冲杀，试图将川系军阀的老本都拼光在抗日前线。川军首领刘湘据称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通电请战的高级将领（“七七”后第三天），其抗日热情却正中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下怀。蒋介石遂要求四川调集三十万部队（川军当时把各种武装加完不过四十余万）出川抗日，另准备五十万壮丁备战。刘湘亲率川军精锐十万甫一出川即暴病而死，部队被分散抽调各处最前线，又得不到补给，蒋介石很难与“阴谋论”脱离干系。  
   

     川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装备简陋到不堪使用、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艰难困苦之中，还斗志顽强地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机械化优势日军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就这样，他们还作为“杂牌”饱受国民党系统内的排挤和非难。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衡山军事会议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又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如此等等，一度几乎形成要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局面。  

　　对中国军队中的派系问题，日军的冈村宁次是很清楚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就专门制定了分化、瓦解中国军队中杂牌武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行。日军的“招降”政策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尤其汪伪政权成立后，也的确有部分中国军队（多为杂牌军）投降日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杂牌部队都没有投降，还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如川军杨森部、王陵基部参与的昆仑关大捷。并且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抗日战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瓦解，还在后来的战争中日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在数十年的内战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现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大帅”。从成军之时起，这样的部队事实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卫队。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他们也许曾横行乡里、也许曾鱼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激情才被唤醒，并且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  

　　抗战中的川军是一个缩影，一个参于抗战的千百万地方武装的缩影。就象在淞沪会战中端着刺刀与日军坦克“肉搏”的桂系部队，这些年轻人都曾经为军阀混战卖命、都曾为了几个大洋的赏钱而迷失在内战的烽火之中，但当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际，他们的青春依然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在那样的时代，我们不必苛求他们个个都是完人，我们也不应讪笑他们以刺刀拼坦克的“不理智”，正是他们的勇气和牺牲令侵略者为之胆寒、令世人为之叹服、令我们有了今天的民族独立与自由！他们，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他们，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他们，理应永远是我们心中不朽的人！  

　　尾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名衣衫单薄褴褛的军人走到成都一个城门洞边的小食摊前，他好象走了很长的路，满面尘土，又冷又饿，就着摊上的汤圆大吃起来......突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军人消失了......人们终于恍然大悟：那是当年出川抗战阵亡川军士兵的鬼魂，他仍然是那样的又冷又饿，不远千里回来吃家乡的汤圆啊！由于这个传说，后来每年冬天，都有不少成都市民自发地用汤圆祭奠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川军将士。  

　　后记：文中内容部分来自各种资料，部分来自个人生活积累。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文中传说无可考，数据也不无争议，只希望以此文引起大家对八年抗战的回首。你可以保有各种“新思维”的自由，但对每一位在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先辈，也请报以最基本的尊重和追思！





     我在流泪，我的心如刀割。



     留下你一句话，致以英烈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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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在全国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它充当了整个中华民族避难所和复兴基地的角色。究其原因，则是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8年抗战中，四川既是大后方，因此才有大量外省人口的入川；同时，四川也是兵源地，因此才有一批接一批的川军出川。入川与出川，这是那8年里整个四川的重心。

1937年7月，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标志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全面抗战。77天之后，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失守，淞泸会战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告终。

上海的陷落意味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上海失陷之前几天的1937年11月16日，那个晓风催寒的凌晨，月黑星稀，须发皆白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带领1000多名公务员从南京下关码头上船，汽笛声中，几条船溯江而上，它的目的地是四川重庆。

此前，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的《国府迁移与抗战前途》就已经明确表示，“四川因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为西部各省之冠，所以古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宜为抗战之大后方。”就是这篇文告，表明了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并依托四川这个大后方，建立一个全民抗战的基地。

杨森一行在10天的航行后，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据统计，8年抗战期间，四川先后接纳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机关57个，公务人员5000多名。战前，重庆是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随着四川在抗战中地位的彰显，重庆也日趋重要。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把重庆行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重庆定为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