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 三百万川军血洒抗战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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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四川和重庆的，不仅是那些庞大的机关和人员复杂的公务人员，还有众多的工厂和学校。60年前的中国交通与今天相比，不知要落后多少倍，但需要从长江下游和东部沿海乃至华北运往四川的物资则太多太多，一个需要在战时急急忙忙搬家的国家，不堪重负的运输线只能超负荷运转。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迁都重庆的同一天，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工厂搬迁的工厂迁移委员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外历史上最悲壮的工业大迁移就此拉开序幕。

四川虽有长江的黄金水道，但川东高峻深切的峡谷却使川江危险丛生，大大降低了运输能力。而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搬迁，除了部分是由用蒸汽推动的轮船来完成外，大量是通过纤夫们手攀危岩拉动沉重的木船去实现的。

浓眉大眼，精明能干，这是许多人对卢作孚的第一印象。当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为长江上最大的运输企业时，历史就注定了将由他和他的民生公司来肩负中华民国入川的伟大任务。上海钢铁厂和汉阳钢铁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企业，从宜昌撤退时，民生公司的轮船顶着天空中日机的狂轰滥炸冒险抢运。为了完成对这两个工厂机器设备的运输，民生公司竟然被炸沉和炸毁了16艘轮船，受伤和牺牲的员工将近1千人。这次运输被当时的报纸称作“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卢作孚则感叹说“这是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抵御外辱的力量。”

截止1940年，外省内迁四川的工厂已达254家，占了全部内迁工厂的半数以上。三四十年代的四川，原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大省，而大量工厂的内迁，在客观上使四川的工业兴旺发达起来。虽然这种兴旺发达有一个悲壮的背景，但工厂的增多和工业的发展毕竟也是客观事实。

与工厂一同内迁的还有大量的高校。七七事变后一年之中，全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其中25所停办，10所被彻底摧毁。面对日军的铁蹄时，这些高校惟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也是内迁――迁移到巴山蜀水安全而贫瘠的怀抱中。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当年李庄的盛况。李庄位于宜宾郊外的长江南岸，是一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镇。抗战军兴，众多内迁的高校和文化单位林立于小小的镇子，使这座古镇一时间鸿儒云集。走在窄窄的青石板街上，你随时可能和一位教授或是一位著名科学家擦肩而过。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国立同济大学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迁驻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如、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梁思永等都在这座古镇生活了5到6年时间。梁思成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就是在这座古镇完成的。

一面是政府机关、工厂、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入川，托身于四川这片辽阔的大后方，继续支撑危亡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一面则是川军的出川抗战，大量四川子弟血染沙场，才换得了后方宁静的课堂与车间，实验室和办公室。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川军首领刘湘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缨抗战。他说：过去打了10年内战，报不出帐来。今后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一个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临行时，四川各界上万群众到机场为他送行。刘湘这个老谋深算的大军阀，在面对万众一心的抗战时局时，也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的文告，宣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粮食若干万石。并宣称：川军将从尸山血海中求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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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天，首批奔赴前线的川军15个师出发了。这15个师在刘湘在率领下，兵分两路出川，一路沿川陕公路北上，经西安到河南许昌等地集结；一路顺长江而下，经宜昌到达汉口等地集结。另有原驻防在贵州的川军第20军和43军，则从贵州奔赴武汉，准备驰援淞沪前线。次年，刘湘因病在汉口逝世，临终前，他留下的遗嘱中说：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返乡。

在参加对日作战的众多军队中，川军的装备几乎是最差的。日军的中队就装备有机关枪，而川军一个师也只有几挺，至于迫击炮，更是少得可怜，甚至根本就没有。大量的士兵穿着草鞋，身上是破旧的军装。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他们除了浴血奋战，没有其它路子可走。淞沪会战中，川军43军26师和日军血战七个昼夜，两名团长和13名营长阵亡，大多数连队拼杀到只余下几个受伤的士兵，却依然坚守在阵地上。武汉会战时，川军45军127师守卫化城门一带的城墙，日军用飞机和坦克将城墙打塌了一大条口子，川军只能前仆后继地用集束手榴弹阻挡日军的疯狂进攻。

8年抗战中，川军先后参加了包括淞泸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川军高级将领中，有4人牺牲于战场之上，他们分别是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和李家钰。

饶国华死于南京保卫战，当时他率所部的145师坚守广德。战前，他发誓要与广德同存亡。弹尽粮绝之际，日军四面包抄而来，他举枪自尽，将一腔热血喷洒在了江南大地上。王铭章和他所部的122师将士几乎全体阵亡于山东藤县，后来中国军队能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王铭章的力战赢得了时间。王铭章这支部队的装备，在川军中也要算最差的，一向被蒋介石视为杂牌军。正是这支杂牌军，却打出了川军的硬骨头。常德会战时，许国璋所部150师被包围在湖南陬市，激战中，许国璋身负重伤，陬市陷落后，他拒绝了部下要掩护他撤退的请求，如同饶国华一样拔枪自尽。李家钰在三人中任职最高，为36集团军总司令，也是抗战中国民党军队里牺牲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之一。1944年，日军发动了垂死挣扎的豫湘桂战役，李家钰冒险掩护友军撤退，在河南陕县遭遇日军伏击，激战中中流弹而死。他的死实践了他出川抗战时的誓言：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在成都万年场，有一座著名的雕塑，一个手里端着长枪，背上扛着大刀的军人，正警惕地弯着腰凝视前方，仿佛前方就是蜂涌而来的侵略者。这就是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纪念的既是李家钰和王铭章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是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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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四川这个辽阔的大后方，没有这片土地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挽救，抗日战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我们能看清楚的事实是，正是有了不绝如缕的入川与出川，全民抗战的事业才真正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让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